星空体育官方app下载1 人口大逆转

　　星空体育官方app下载1 人口大逆转人口增长的速度似乎令人毛骨悚然。1820年，地球上有10亿人口。一个世纪后，全球人口超过了20亿。在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短暂间歇之后，人口增长速度令人惊叹：1960年为30亿，1975年为40亿，1987年为50亿，2000年为60亿，2010年为70亿。“人口控制，还是种族灭绝？”这句话出现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和安妮·埃利希（Paul and Anne Ehrlich）1968年出版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的封面上。从那以后，世界各国政府和大部分公众都对两位教授认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产生了严重的担忧：人类将在这个过程中蹂躏这个星球，毁灭自己（以及数百万的动植物物种）。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人口的增长将会低于1960—1990年人口增长总数的一半。在一些国家，人口数量将缩减（如果没有非常高的移民率支撑）。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女性在其生育期内平均每人生育不到两个孩子，这个比率不足以保障世代更替。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也是如此，巴西、加拿大、瑞典、中国、日本等国家的国民开始关注，谁来照顾老人并负担他们的养老金。

　　随着东亚、欧洲和美洲的出生率下降，并伴随着非洲、中东和南亚的出生率相对缓慢递减，全球经济和地缘力量的平衡正在转变。思考一下：当今社会发达国家每出生1个婴儿，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就出生超过9个婴儿。换个方式解释就是，美国每出生1个婴儿，相应地，就有4.4个婴儿在中国、6.5个婴儿在印度及10.2个婴儿在非洲出生。此外，世界最贫穷地区在营养与疾病预防方面的改进使越来越多的婴儿能够长大并为人父母。半个世纪前，在肯尼亚、加纳等非洲国家，每4个14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1个死亡，如今这一比例已在每10个14岁以下儿童中只有1个死亡之下。

　　世界各地相对人口的迅速变化不仅是由谁生育更多的婴儿推动的，也受谁的预期寿命增长更快影响。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口的预期寿命比出生在最发达地区的人口的预期寿命平均少30年，现在的寿命差距则是17年。1950—2015年，欧洲人的死亡率仅下降了3%，而非洲人的死亡率下降高达65%。所有年龄群体的较低死亡率正使较贫穷国家的预期寿命迎势赶上。

　　要评估这些人口变化趋势的全球影响，见图3。图3显示了1950—2017年，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别占全球总人口的百分比，并根据联合国的计算得出对2100年的预测。

　　请将注意力聚焦在2030年。2030年，南亚（包括印度）将巩固其作为人口规模第一大地区的地位，非洲将成为第二大地区，而东亚（包括中国）将降至第三位。1950年排在第二位的欧洲将跌至第六位，仅次于东南亚（其中包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及拉丁美洲。

　　国际移民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些跨时代的变化，方法是将世界上婴儿过剩地区的人口重新分配给婴儿不足的地区。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欧人移居北欧一样。然而，这一次，移民并不能抵充图3中的预测。我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有太多的政府似乎有意修建围墙，不管是用老式的方式（用砖块和水泥），还是利用激光、化学探测器等技术来监控边境口岸，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但我的预测表明，即使这些墙从来没有被修建或是基于某些因素而失效，移民也可能不会对人口趋势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目前的移民规模和人口增长水平，到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与地中海接壤的50个非洲国家将成为全球第二大人口稠密的地区。让我们暂时假设在接下来的20年里移民的数量会翻一番，但两倍于此的移民只会将这一预测推迟至2033年。它并不能左右众所周知的将会引发“世界末日”的主流人口趋势，而只是将其推迟了大约三年而已。

　　全球生育率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棘手问题。毕竟，怀孕是众所周知的生育方法，简单易行并受大众欢迎。让我通过介绍自己的家谱来开始解析这个问题，我在西班牙的一位高祖母经历过21次妊娠，生育了19个孩子，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她21岁时，最后一个孩子则出生在她42岁时。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及女性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家庭规模日益缩小，甚至每名女性只生育一两个孩子。

　　我们需要捕捉的重点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中东和南亚，如今有数百万女性在其一生中生育5个、10个甚至更多的子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名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也在下降，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婴儿数量在两代人之前就开始呈断崖式下降的趋势。当今社会，女性享有更多家庭以外的发展机会，为了抓住这些机会，她们选择继续留在学校，在很多情况下，追求更高阶层的教育，这意味着她们会推迟生育。女性在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更普遍的角色转变，是全球生育率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女性在全球事务的决策上拥有了更大的权力。

　　以美国为例，女性在对人生重要事件进行排序时的方向在迅速转变。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0岁，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2岁。如今，两个性别的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为27岁和29岁，女性初为人母的平均年龄也攀升至28岁。这种巨大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延长受教育周期推动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完成高中学业，这其中又有更多的女性选择继续接受大学教育。早在20世纪50年代，25～29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中，大约只有7%拥有大学学位，这一比率只相当于同等条件男性的50%。如今，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比率接近40%，而男性比率却只有32%。

　　人类种群的进化趋于混乱。几千年来，人口增长取决于食物供应、战争爆发、疾病传播、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们一直就地球资源能负担多少人口这一问题争鸣不断。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对后来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的现象提出过警告。马尔萨斯陷阱指的是人类具有过度繁殖和耗尽生存资源的倾向。贯穿马尔萨斯的一生，世界人口都不足10亿（如今是75亿）。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依据是人们的性冲动不受约束。在他看来，因为粮食供应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速，所以人口增长失控将导致饥荒和疾病。马尔萨斯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担心，由于过度繁衍，人类面临灭绝的危机。“人口的力量，”他写道，“远远强大于地球供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过早死亡一定会以某种形式降临到人类的头上。”

　　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在今天可以说，马尔萨斯低估了发明与创新的潜力，它有助于农业产量的显著提高。他还低估了通过国际贸易扩大食品供应的可能性，这要归功于更快更廉价的越洋运输。然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和食物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正确的。

　　如果马尔萨斯低估了创新对食物生产和分配的潜在影响，那么他更完全料想不到的是，现代科技如何降低人类的性欲。两者之间的联系简单明了，可供我们选择的娱乐形式越多，我们发生的频率就越低。现代社会满是形形色色的娱乐选择，从广播电视到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等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频率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下降。发表在《性行为档案》杂志上的一项综合研究的结果显示，“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21世纪初，美国成年人每年发生性行为的次数减少了9次左右”，这种下降主要体现在已婚美国人和有稳定伴侣的人群中。比较不同年龄群体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沉默的一代）的性生活频率最高，而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千禧一代和互联网社交一代）的性生活频率最低”。这项研究的结论是：“美国人性生活频率下降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单身者没有稳定的夫妻关系型伴侣，即使有，他们的性生活频率也在下降。”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展示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对人类性欲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停电。2008年，在东非海岸外的桑给巴尔，一次特别严重的供电中断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它只影响岛上已连接电网的部分住宅区，其余的岛上居民则继续使用他们的柴油发电机。这种情形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项独特的“自然实验”，研究停电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影响。公用电网住户实验组的电力供应被中断一个月，而使用柴油发电机的对照组照常用电。9个月后，实验组的新生儿数量比往常多了20%，而对照组的新生儿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

　　毋庸置疑，金钱也是我们做生育决策时重要的衡量因素。2018年，《纽约时报》针对美国人少生孩子或根本不生孩子的原因进行了一项调研，调研结果表明五大原因中有四个与金钱有关。“即使你上过大学，在公司工作并且是双收入家庭，但工资增长速度依然跟不上生活成本上升的步伐，学生又雪上加霜，这使你很难建立稳固的财务基础。”29岁的已婚男子戴维·卡尔森如是说，他的妻子同样从事全职工作。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对生育感到恐惧，他们在建立家庭与投资其他有价值的事物之间做出选择。例如，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布列塔尼·巴特勒是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22岁时，她优先考虑的是取得社会工作方向的研究生学位，偿还她的学生，以及在一个安全的社区生活。至于生孩子，她能缓则缓。

　　早在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就提出过一个人们在做生育决策时的突破性方法：父母需要在多生和优生优育之间进行权衡。例如，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可能会购买第二辆或第三辆汽车，但如果他们的财务状况能够持续地改善，他们不会接着购买一二十辆汽车，也不会去买十几台电冰箱或洗衣机。贝克尔的理由是，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事物的品质，而不是数量。也就是说，他们会用更新、更大或更豪华的小轿车或越野车来替换旧车。那么在生育子女方面，这意味着减少生育数量并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为其投入更多资源。“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写道，“是抚养成本上升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当父母看到自己的收入增加时，他们会更愿意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为他们的人生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

　　贝克尔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为他赢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他在对生育这一复杂课题的研究中忽视了偏好、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作用，但他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趋势。现在，许多父母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倾注到少数孩子身上，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成功机会，不论是开始一项大学储蓄计划，还是支付课外活动的费用。正如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菲利普·科恩（Philip Cohen）解释的那样：“我们希望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来帮助他们在日趋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最好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养育孩子是一项具有净现值和收益率的投资项目。

　　为了理解父母如何决定他们想生育的子女数量，计算他们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花费是很有启发性的方法。根据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平均每个美国家庭需要花费高达233610美元将一个孩子抚养至17岁。如果算上大学学费，那么这个数字很轻易就会翻倍。我在笔记本电脑里制作了一张电子表格，列出了我家每年的收入与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假设我们的两个孩子都能从学费高昂的大学毕业，我和妻子在他们各自身上的花费可能会超过50万美元。我又用相同的信息创建了第二张电子表格，这次我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成本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于是在表格的底部，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豪华汽车或一个海滨度假屋。

　　几年前，新加坡政府曾经尝试将这个问题付诸实践。当时的背景是在这个华裔占其总人口数75%的富庶小岛国，已婚夫妻渐渐抛弃生育观念，转而选择“五C”——现金（cash）、汽车（car）、信用卡（credit card）、公寓（condominium）和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于是政府就此情况致信一组抽样的典型丁克夫妻，信中指出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增长，国家必须拥有充足的年轻人。信中还附带一项特殊的福利——巴厘岛免费度假，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丁克夫妻转变思想与情绪。他们都渴望在美丽的海滩上度过一段美好时光，于是争先恐后地争取这个机会，但新生儿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政府官员对该措施的结果并不满意，试验计划在9个月后便终止了。

　　中国也曾采用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来改变人口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富有远见的领导的中国改革者们认为当时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可能引发严重的生存资源问题。他们仔细研究中国的历史：1500—17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西欧大致相同，但在18世纪加速增长，这是一段漫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农业产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此期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增加了两三倍，从美洲移植引进的新作物，如玉米和甘薯，也推动了增产增收。这不仅提高了中国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而且提升速度赶超第一次工业的发源地英国。1800—1950年，长江下游流域的人口增长实际上有所放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过度耕作、动荡、内战以及他国干预和入侵。

　　但是，尽管有20世纪50年代的“”导致的严重饥荒和20世纪60年始的“文化大”的混乱，但中国在1950—1979年的30年间，人口依然增加了4.3亿。中国几乎成为那一时期首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领导的改革者们因此于1979年出生子女政策。

　　但事实证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生育率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急剧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同：城市化、女性更多地参与教育和劳动，以及父母逐渐倾向于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非追求子女的数量。政策制定者对这个问题没有采取横向思维。看看下面的数据：早在1965年，中国城市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到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生效时，中国的城市生育率已经一路下滑，平均每位女性生育1.3个孩子，远低于每位女性生育2个孩子的更替水平。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女性平均生育7个孩子，而1979年这一数字降至3个。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期间，城市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1.3下降到1.0，农村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3下降到1.5。正如人口学家在《中国日报》上撰文指出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大部分原因不能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生育放缓是由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做出的决定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推动的。

　　2016年，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口增长形势现在会恢复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女性的进步得益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子女数量不太可能增加。相比之下，在从未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和韩国，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徘徊在1.1个，远低于中国目前1.3个孩子的水平。“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句流行语在中国及中国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都被证实是正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大影响是代际变化，导致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我们将在第2章分析这些巨大的代际变化的含义。

　　很少有家或记者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能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一笔横财。在一个有趣的横向思维的例子中，经济学家发现生育率和储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是一项制度，但独生子女政策造成性别失衡，受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年轻男性人口数量比女性多出约20%。2017年《经济学人》的一期封面头条写道：“在中国，失衡的性别比例正在对婚姻造成严重破坏。”《纽约时报》同时指出：“在中国，对数百万男性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情人节。”于是父母们决定亲力亲为来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魏尚进和张晓波在详尽分析大量数据后得出结论：由于婚姻市场竞争激烈，有儿子的家庭提高了储蓄率，希望提高儿子找到妻子的概率；1990—2007年，男性性别比例的提高可以对这一时期家庭储蓄率实际增长60%做出很好的解释。基于此，中国不仅出口各种制成品，还对外投资其过剩的储蓄。美国人的超前消费观主要得益于此，如果没有中国的性别失衡及其相关的高储蓄水平，美国人将不得不在过去20年里为其抵押和消费支付更高的利率。例如，如果30年期固定抵押的利率在过去20年里平均为6%，而不是5%，那么月供就会增加25%，美国民众在其他方面的购买力也会大幅下降。因此，我们经常提到在旧金山购房的成本与中国的茶叶价格息息相关。

　　中国的性别失衡也影响到新数字经济的消费。想想人们在各种数字约会服务上的花销，如今交友平台在全球拥有数亿用户，他们每年的消费总额约50亿美元。人们趋之若鹜地寻找潜在的婚姻伴侣、浪漫关系甚至“”的对象，但各国消费模式的差异正在显现：在中国，只有2%的总支出流向休闲约会软件，而在欧洲国家和美国，21%的支出流向了提供这类服务的平台，比如Ashley Madison、C-Date、First Affair、Victoria Milan和Tinder；相比之下，中国85%的消费都花在百合网和世纪佳缘这样的婚介服务上，而在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40%。这种差异很容易解释，对中国男性来说，找到一个长期的伴侣更为重要（而不是“”）。随着性别失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全国性的危机，中国女性变得更为挑剔也在意料之中。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约会平台上进行的与男性和女性的个人资料有关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男性以大致相同的比例访问平台上相对应收入水平的女性资料。相比之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访问平台的男性资料时，收入更高的男性被访问比例更高，收入最高的男性资料的访问量是收入最低的男性的10倍。”

　　奇怪的是，在其他国家，性别失衡的情况正好相反。在俄罗斯，很多人因酗酒过早死亡，所以俄罗斯的年轻男性数量不足。这个问题似乎非常严峻，以致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适龄男性的稀缺导致女性游说政府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认为，西伯利亚女性越来越相信“半个好男人总比没有好”。她们争辩说：“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化是顺应天意：它将赋予她们获得男性经济和物质的支持、子女的合法性及国家福利的权利。”不言而喻，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中俄之间互通往来，因为中国有更多的男性，俄罗斯有更多的女性。不幸的是，由于中国人口数量更庞大，中国的性别失衡比例竟是俄罗斯的7倍。

　　尽管欧洲、美洲与东亚没有实现人口更替，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在增长，即便其增长速度比过去慢得多，但其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13亿增长到2038年的20亿及2061年的30亿。有人预测，一场大战或一场毁灭性的流行病可能会使非洲的人口发展势头衰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造成历史上最大人员伤亡的武装冲突，这场战争夺走了5000万～8000万人的生命，但对非洲的影响微乎其微。迄今为止，艾滋病的全球流行与传播已造成3600万人死亡，其中2/3发生在非洲，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受害最深。然而，再看图3，在20世纪十年代，在这一流行病最致命时，非洲的人口曲线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只有可能夺去数亿人生命的大规模战争或流行病，才会使非洲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相应放缓。

　　你也许会认为非洲可能无法承受其预计的人口增长，然而请考虑一下非洲的实际面积是多么辽阔。我们的教科书中关于各的制图表达法大大低估了非洲相对于北半球的真实大小。非洲的陆地面积相当于中国、印度、欧洲西部和东部、美国及日本全部面积的总和。

　　可以确定的是，非洲有人迹罕至的沙漠。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中国、印度和美国等国家，甚至欧洲也是有沙漠的——著名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主要取景地位于西班牙南部。即使不考虑非洲广袤的沙漠面积，非洲拥有地球上最多未开发且最肥沃的农业用地这一事实也不容忽视。考虑到非洲的面积，人口过剩似乎不太可能。非洲目前有13亿人，而中国、印度、欧洲西部和东部、美国及日本的人口总和已超过35亿。如今，亚洲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非洲的3倍多，是欧洲的4倍。

　　非洲的人口增长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非洲是世界上最顽固的宗教和种族冲突热点地区之一。数十年来，冷战引发的间歇性内战已对非洲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政府和社会机构（从政府的结构到司法和民间社会的结构）都遭受巨大的打压或从未实现发展，这导致大量“失败的国家”在这片上雾集云合。在非洲54个主权国家中，大约50%受到混乱、无政府状态及法治缺失的困扰。从农村地区迁到城市以及从这些地区迁到世界各国（主要在欧洲）的移民，大部分是为避免冲突和暴力而移民，这些冲突和暴力不仅危及人身安全，而且危及经济发展。

　　因此，非洲并非没有风险，但对其不断增长的人口而言，潜在的回报是巨大的。由于其人口规模日益庞大，世界各国再也无法对非洲视若无睹。无论好坏，它的命运将与全世界休戚与共：若势态良好，非洲将成为活力源泉，造福整个世界；如果情况恶化，全球都将被殃及。人口发展形势并非等同于命运走向，但它确实对人类的生存形态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大多数人认为最大的商机潜伏在通过技术平台或应用程序来实现的服务业。但是让我们来横向思考非洲的人口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截至2030年，非洲农业将成为万亿美元级别的产业。非洲农业是一座正在孕育成形的名副其实的金矿，很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非洲的新生儿绝大部分出生在农村地区，他们未来的人生与农业部门的转型息息相关。尽管非洲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目前仍为粮食的净进口国。虽然可可的生产、采矿和石油等采掘业历来是非洲国家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但是在不久的将来，非洲经济的大部分增长将来自农业及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扩张，以负担起非洲不断增长的人口。农业发展将面临双重挑战：多达5亿英亩（大约相当于墨西哥的面积）的土地有待被开发用于耕种，并且生产效率也有待大大提升。

　　正如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美洲和东亚的发展历程，非洲即将见证农业和工业双重的到来。考虑到围绕不断壮大的农业部门来创建良性发展态势的好处，农民需要对土地进行更精良的投入，例如高质的种子和肥料，以提高生产力并获取更高的收益，以此改善生活。这又反向激增村庄里助农产业链上的就业机会，包括修理拖拉机和维修其他机械等工作。随着自给农业发展成为高产农业，盈余的粮食被售往规模日益扩大的城市群，从而减轻粮食方面对进口的依赖。将基本食材加工成烘焙食品、水果罐头或者速食便当或许能够为整个非洲数以千万计的人创造就业机会，这既催生繁荣的制造业经济，也造就面向城市人口的深加工产品分销与营销这类新兴服务业。简而言之，这就是呼之欲出的非洲农业—工业。

　　为实现这一潜力，不同类型的组织和公司正在为非洲农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和耕作方法。例如，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向自耕农介绍土壤检测及种子选择技术，据基金会的现场工作人员说：“有些农民对基金会提出的一些闻所未闻的建议一笑置之，例如，如果他们用适当的方法翻新土壤，使用合适的种子和化肥，他们的收成会是之前的10倍。”例如，阿威诺在肯尼亚维多利亚湖地区的农场长期遭受不稳定降雨和破坏性杂草的困扰，为保障农场的高产出以养家糊口，并能有些盈余在当地市场上出售，身处绝境的他使出浑身解数。他说：“当你生病却不明病因，你会采取多种混合疗法，心存侥幸，期望其中之一能最终治愈你。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这是我历来的惯用做法。”最终阿威诺的一块试验田玉米产量是他以往最好地块产量的两倍，这深深地震撼了他。

　　与危言耸听者的“人口炸弹”论相反，人口增长实际上可能会刺激非洲改善其农业，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并使相关的经济活动活跃起来。不仅在非洲，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改进土壤管理、灌溉和分配方式可以创造巨大的效益。

　　非洲的未来之路在于将像阿威诺这样的自耕农转变为成熟的农业技术人员。将非洲人口激增转化为机遇的一个巧妙方法是种植、收获和加工一种名为木薯的神奇植物，这种根茎类蔬菜原产于南美洲，抗旱能力极强，可以在18个月的生长期内随时收获，需要人工种植，因此为当地人提供了收入来源。在发展中国家，木薯已经是仅次于水稻和玉米的第三大碳水化合物来源。目前主要被用于生产木薯粉或啤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至少有3亿人每天的饮食主要为木薯。此外，木薯天然无麸质，比小麦含糖量低，是谷物的健康替代品，也是糖尿病患者更好的碳水化合物来源。随着非洲木薯产量的提高，其部分产出也可以转化为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木薯是胶合板的原料之一；它被用作许多药物的填充剂，包括药片、药丸和乳霜；它还可以转化成生物燃料。

　　实现木薯产量的巨大提升需要专业知识和设备来支撑。曼巴生活在赞比亚的心脏地带，她每周会花许多时间向木薯种植户展示如何通过简单的技术（例如种子的选择和株距）提高单产。曼巴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现在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其他农民优化耕作方法。2000英里外的尼日利亚，牧师菲利克斯·阿弗拉比创立了阿弗拉比农业投资公司来指导年轻的木薯种植户，并拥有使尼日利亚农业机械化所需的犁星空体育官方网站、耙、吊杆喷雾机、播种机、挖根机、拖拉机和推土机。像曼巴和阿弗拉比这样的农民企业家是非洲农业—工业的先驱。

　　尽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一步发展木薯加工所需的人力、技术和财力资源都可以在当地获得，但外国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由于含水量高，木薯需要在收获后24～48小时内加工，因此必须在种植地附近配置必要的设备。荷兰农业发展与贸易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改善贫困社区的营利性社会企业，为非洲小农户提供加工、精炼和干燥设备，这些设备被安装在可在村庄之间移动的卡车集装箱内。一旦设备就位，就可以开始收割。很快，农民或其他当地企业家就能够利用这些资源自己加工食物。

　　在不久的将来，木薯加工的扩大化很可能为今天的非洲农村新生儿提供谋生所需的工作。如果非洲国家成为全球啤酒行业的强国会怎样？南非米勒酿酒公司、帝亚吉欧等全球商业巨头已经从木薯加工商那里直接采购酿造啤酒的原料，从而降低最终产品的成本，也降低非洲对昂贵的进口产品的整体依赖。如果以木薯为原料的啤酒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和环境可持续性，那么在你所处的当地酒吧里买到几种非洲本土啤酒就指日可待，并且价格令人怦然心动。安海斯-布希公司得提高警惕了！

　　除了即将到来的农业—工业，非洲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也将成为21世纪的领跑者。整个非洲的生活将因这种转变而焕然一新。以下摘自《爱尔兰时报》的一篇报道，恩冈加住在内罗毕的科罗戈乔贫民窟，34岁的她身体状况不佳，靠收集废纸板在当地市场出售养活自己的四个孩子。她拥有的唯一一款科技产品是一部功能简单的手机，用于通信和移动支付，包括收取爱尔兰一家慈善机构每月发放的津贴。她是移动网络快速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早在10年前，肯尼亚就已成为全球移动支付的引领者之一，该国75%的居民热衷于使用移动支付，因此内罗毕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大草原的硅谷”。因此，我相信如果你想打开一扇窗来窥视2030年的样貌，你必须去非洲。

　　事实证明，移动技术在医疗保健领域贡献巨大。例如，在肯尼亚，大多数农村居民住在距离最近的医生或医疗机构至少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为了解决接入问题，当地已经推出许多移动服务，从医疗热线和早期诊断工具到医疗教育、医疗提醒和跟进。如今，肯尼亚的手机普及率已达到90%，其手机持有人数记录实际上比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更准确。政府部门以手机数据而不是工资或学校记录为参考来制定医疗政策和推广计划。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无论富裕还是贫穷，肯尼亚也面临合格医疗人员短缺、医疗成本上升和需求暴增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数以百计的电子健康项目和计划中受益。在医疗保健领域使用移动通信技术的模式，可以为医疗保健接入问题提供一种既高效包容性又强的技术解决方案，其他国家也可以效仿。因为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医疗保健也一直被当成话题，而且医疗费用似乎年年递增。

　　截至2030年，全球人口的分布情况将与现在大相径庭，到那时非洲与南亚的人口数量将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尽管跨国移民的人口数量会起伏不定，但万变不离其宗：每当世界上某个地区新生儿充盈而另一地区稀缺时，或在内战、动荡、饥荒、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危机发生之后，移民往往成为一种显著的现象。近来，国际移民被普遍视为需要加以遏制的“滚滚洪流”，家们呼吁建立边境墙，各国正在退出贸易协定和欧盟这类/经济组织，本国民众上街，举着“不欢迎移民”的标语。但人们对移民抢走工作机会和消耗政府资源的担忧是不是完全错误和短视的呢？

　　传统观点认为，移民会取代蓝领工人并抢走制造业的好工作。事实上，正如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院在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大多数移民并不与当地人竞争工作。原因是，大多数移民要么缺乏技能，要么具备超高技能，在原籍国（地）并不具备良好的就业前景。相比之下，他们那些拥有中等水平技能的同胞，比如手工业者或机械工，在原居住地并不缺少工作机会，也就往往不会产生移民的念头。与对高级技工的需求一样，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同样对低技能工作者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农业和服务业。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大部分失业的恰恰是制造领域的中级技工，因为更加高效经济的自动化生产已将他们取代。这一转变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富裕国家将资本投入于研究生产力技术的改造升级，希望通过扩大自动化生产取代用工成本日益高涨的中级技工（将在第6章中详细阐述）。因此，技术革新才是引起失业者焦虑与愤怒的根本原因，而非移民。我在沃顿商学院的同事布里塔·格伦农（Britta Glennon）发现，限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签证数量实际上会打击美国的就业，因为这迫使公司为了开发人才资源库而将研发实验室迁往国外。谁是美国限制移民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印度和加拿大——这些研发活动被转移到的国家。

　　我们分析过在国外出生的美国雇员统计数据，依据教育水平分类后，我们发现移民往往不会抢占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在高中辍学的工人中，移民大约占42%；在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中，29%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出生。相比之下，全部移民中只有15%拥有高中文凭，10%拥有大学学历但没有学位，14%拥有学士学位。美国人口普查局在报告中指出，伴随着高技能管理和技术工种需求的增加，以中等技能水平为特征的蓝领和文职工作的需求正因产业自动化而急剧下降。

　　我们如果深入研究特定职业的数据，会发现更多的证据表明大多数移民并不会与当地人竞争工作。美国城市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没有高中文凭的移民中，排名前三的职业群体是女佣和管家、厨师及农业劳动者。与此同时，没有高中文凭的土生土长的美国多为收银员、卡车司机和驾驶其他车辆的司机、门卫。移民与本地人之间表面上的就业竞争相当有限。

　　另外，移民有助于减轻人口老龄化的后遗症，联合国将此称之为“替代迁移”。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随着婴儿潮一代达到退休年龄，美国经济需要更多移民涌入，以填补从护理助理、家庭健康助理到建筑工人、厨师、软件开发人员等数十种职业的需求缺口。到2030年，以上这些工作及其他一些工作的从业人员将有50%以上是移民。

　　另一种评估移民是否动摇当地人经济地位的方法是核查收入，因为如果有移民参与竞争同一工作岗位，当地人的工资会降低。然而，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院在仔细研究这些证据后得出结论：“移民对当地总体工资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接近于零。”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发现“新移民对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和老一代移民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对本土居民的影响大得多”。这也许解释了一个悖论，即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新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将选票投给将移民妖魔化的候选人。显然，最容易受到移民影响的本土群体是高中辍学的人群，他们也倾向于支持更严格的移民控制政策，这是如今选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有证据表明移民不会与当地人竞争工作岗位，但如果新移民过度地要求政府福利，其仍有可能对目的地国造成净损失。事实上，欧洲和美国民众对移民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指责：移民是一种财政负担，他们获得的社会福利远远超过他们作为工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然而事实证据再一次驳斥了这种指责，目前世界上大约58%的人口处于工作年龄，而国际移民中72%属于适工年龄人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90年以来，移民占美国劳动力增长的47%，占欧洲劳动力增长的70%，他们对税收的贡献往往大于从政府项目中获得的福利。“在任何特定年龄层，”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指出，“与第一代及第三代以后的成年移民相比，第二代（成年移民）对各级政府的净财政收入产生的影响更为积极。”1994—2013年，“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群体的税收与福利之比均有所上升”，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通过工资和所得税缴纳的税收多于他们从政府项目中取得的福利。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对财政的影响在联邦层面比在州和地方层面更为积极，因为大多数移民都处于工作年龄，而州及地方要为其子女的教育提供资金。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结论是：“若具有类似特征（例如年龄、学历、收入），移民和土生土长的国民对财政产生的影响大致相同。”

　　谷歌、英特尔、易贝（eBay）、脸书（Facebook）、领英（Link-edIn）和特斯拉这些公司有两个共同点：它们改变了美国经济，并且都是由移民单独或联合创立的。如果没有它们，全球经济会截然不同。考夫曼基金会和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大约23%的高新技术企业由移民创办，在某些州这一比率更高——加利福尼亚州40%、马萨诸塞州42%、新泽西州45%。据无党派智囊机构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报告，截至2016年，在87家美国“独角兽”公司中有44家由移民创办，并且这些公司的估值均在10亿美元以上。在这44位移民企业家中，23人来美国最初的目的是接受本科或研究生教育，他们大多来自印度、加拿大、英国、德国和以色列。例如，1944年出生于巴格达一个伊拉克犹太家庭的大卫·辛达维（David Hindawi），1951年，他随父母定居以色列，随后在以色列空军部服役。1970年他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大卫和他的儿子奥利昂（Orion）联手创建了Tanium公司，这是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最终发展到拥有500名员工的规模。

　　移民是经济的福音，因为他们野心勃勃地想成为企业家。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综合报告揭示，以专利申请为衡量标准，“移民比本地人更具创新能力”。该研究得出结论称：“移民比本地人更善于创新，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内在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专业都集中在科学和工程领域。”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2013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移民代表了纯粹的企业家精神。你背井离乡，来到新的地方重整旗鼓。为了成功，你需要交朋识友，你必须掌握技能，有时你还得即兴发挥。这是一项勇敢的行动。”

　　除了企业家精神，我们还需认可移民对美国医疗保健行业的贡献。乔治梅森大学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移民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3%，但在内科与外科医生中占28%，在护理、精神和家庭健康助理中占22%，在注册中占15%。他们有50%以上是从事生物技术的医学科学家。这些百分比背后的关键因素是，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在各自的原籍国接受过医疗保健培训，由于美国的职业培训标准较高，一些持有国外学位的移民需要掌握更精湛的技能才能在美国找到工作，这解释了在美国这类移民从业者的数量为何仍然有待增加。显然，移民医疗工作者不会和美国当地人竞争工作岗位。

　　另一个显著的指标是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在200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化学、物理、生理学或医学奖的85名美国公民中，有33人（接近40%）是外国裔。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如果美国想要保持创新力方面的领导地位，就需要依赖这类移民。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97年的一份报告中已经得出结论，移民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在2017年的报告中提到，如果没有移民来美国，“很明显，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会比现在低得多，也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会低得多，因为美国人口趋于老龄化，劳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小”。鉴于房地产市场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报告还指出，移民的到来往往会降低“儿童保育、食品准备、房屋清洁和维修及建筑”的成本。移民及其后代对住房的额外需求也推动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此外，如果没有移民提供家政服务，那么将会有多少因为夫妻双方都要工作而在照顾孩子上无法亲力亲为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无法正常生活。2030年美国经济将更多地受到移民创造性活力的推动，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除非筑墙者们另有高招。

　　移民问题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我们往往更关注其中的不利因素而非有利因素。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我们之所以会做出糟糕的决定，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损失厌恶偏见”蒙蔽。进行了多次实验之后，他们得出结论：人们倾向于避免损失，而不是锁定等价收益。虽然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大多数人觉得避免损失10美元比赢得10美元更具吸引力。

　　挪威行为经济学家西娅·韦格（Thea Wiig）在卑尔根大学完成硕士论文时开展了一项实验，向一些人展示有关移民就业（显示移民带来的潜在社会收益）和移民对福利项目的影响（显示潜在损失）的统计数据。她发现，在人们的心目中，“接收移民的损失大过收益”，这导致人们对移民持负面态度。“人们容易受强调移民成本的负面框架影响。”她写道。具体来说，“挪威移民就业率（60%）的行为信息会导致个人更严格地评估自己对移民政策的偏向”。这项研究的含义是，一旦我们注意到“人们更愿意放弃移民带来的好处，而不是承担移民带来的成本”，那么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偏向以及由此制定的合理政策范围就可以被塑造，甚至是操纵。随着2030年的临近，人们必须认识到移民的负面框架已经成熟且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它非常有效地压倒了那些宣扬移民福利的人。记者詹姆斯·苏罗维茨基（James Surowiecki）发表在《纽约客》上的说辞——“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国家”如此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它迎合了我们的“损失厌恶偏见”，这增加了反移民候选人在选举中的优势。

　　其他关于探索“损失厌恶偏见”的相关研究也为移民本身的行为提供启示。在对本国人、决定移民他国的在国外出生的人和留在原籍国的人之间进行行为差异分析后，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三类人中，移民对承担风险的容忍度最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移民成为企业家。同样重要的是，潜在移民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坏消息的反应与其他人一样，比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更强烈。此外，马蒂亚斯·蔡卡（Mathias Czaika）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移民动机更大程度上是由原籍国困难的经济引发，而非目的地国可观的机会。这一发现表明，大多数移民不只是想提高一点儿他们在本国的生活水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想逃离不宜居的甚至是绝望的经济环境。

　　房产（或缺少房产）也是移民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在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和威廉·利索夫斯基（William Lisowski）发现，移民们会仔细衡量移居到另一个国家的利弊。拥有房产或拥有其他类型财产的人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流动的可能性较小，这就是贫穷国家的土地再分配会比边境墙更有效地降低移民率的原因。

　　实际上，人们有很多理由关注移民带来的好处。由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受托人在2018年做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到2030年，信托基金“短期财务充足”的最低水平都将不保，因为政府正在用信托基金来维持福利的发放，而非确保基金体系的长久运作。《今日美国》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正在慢慢消亡，而华盛顿方面作壁上观”作为报道的标题，正好迎合了这份报告。

　　事实证明，移民并不是一种威胁，换一个角度看反而是一个机会，可以保障养老金体系未来的存续能力。移民每年缴纳数十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工资税，即便他们没有证件，甚至使用假的社会保障号码。据智库“新美国经济”阐述，尽管2016年有800万非法劳工缴纳约130亿美元的工资税，但他们通常无法申请社会保障福利。贡献最大的反而是低收入移民，因为6.2%的社会保障税率只适用于128400美元这一收入水平的群体。任职于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莫妮克·莫里西（Monique Morrissey）表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驱逐无证移民将对社会保障基金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种基金与人口增长挂钩。”在他们的报告中，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受托人观察到，移民浪潮的兴起可能是潜在的有利因素，“因为移民普遍年轻化，基金的缴纳者多于领取者，因而成本率会随着总净移民数的增加而降低”。

　　本质问题实际上是框架问题。你如果进行横向思考，可以把问题转变为巨大的机会。我们越注重机遇，就能越好地应对2030年的挑战。

　　即使是最坚定的移民反对者也认为美国经济需要高技能的外国人来填补缺口，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利用贫穷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就创造了“人才外流”一词，用以谴责他们的人力资本流失到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医生、工程师和其他高素质人才能找到比在自己的祖国更高薪的工作。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类似的人才迁移过程剥夺了包括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菲律宾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部分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学家、学家安娜丽·萨克森尼（AnnaLee Saxenian）认为，人才外流导致的贫困循环可以转变为人才流通的良性循环，这对原籍国（地）和目的地国都有利。

　　例如，从家乡中国来到美国的吴敏曾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博士学位，1976年毕业后，他进入著名的硅尼克斯（Siliconix）和英特尔公司工作。十年后，他在硅谷与人合伙创立VLSI技术公司，这是一家致力于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的公司。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芯片制造业的沃土，因此他决定利用自己在美国的人脉创办旺宏电子。旺宏电子是首批半导体公司之一，也是首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由此他过上了横跨太平洋的永久通勤生活。吴敏的创业精神既受益于他的出生地，也受益于他的第二故乡。

　　和吴敏一样，金哲仁在20世纪60年代离开韩国到美国求学。他回忆自己刚到沃顿商学院时，“朝鲜半岛受到战争的蹂躏，你无法想象韩国人面临的前景有多么严峻。我们的生活一贫如洗，我们的国家满目疮痍”。196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成为大学教授后创立了艾马克技术，成为半导体封装和测试服务提供商，该公司2018年的销售额为42亿美元。此外，艾马克技术设立在东亚和葡萄牙的工厂雇用了近3万名员工，并在美国拥有多家工厂。这家公司的名字（Amkor）说明了一切：它是“美国”和“韩国”的结合体，艾马克技术帮助韩国成为今天的科技强国。“我们存活了，我们坚持了，最后我们成功了。”金哲仁说。

　　像吴敏和金哲仁这样有远见的企业家展示了移民对许多国家的强大影响力。得益于低廉的运输成本及借助数字手段便捷沟通，企业家现在可以跨印度和美国或中国和美国等两个距离遥远的国家经营业务，利用每个国家的资源进行互补。如今，各大洲都可以在日常和复杂的任务上实时协作。因此，移民为原籍国（地）和目的地国都创造了就业机会。虽然直到近期，此类合作的市场仍主要是美国，但是中国和印度消费市场的增长潜力将为此类跨国企业家或公司在未来创造巨大的机遇。

　　而且，萨克森尼描述的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流通所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它不但吸引高素质移民来到像美国这样经常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经济体，而且在朝阳产业中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活动和消费重心从北大西洋转移到亚洲，并最终转移到非洲，它会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型新兴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世界银行曾根据所谓的移民企业家和来美国学习的工程师组建的侨民网络，对国际合作的体量规模做出评估。他们来自不同的原籍国（地），其中50%～75%的人返回了故土，许多人在那里创办了初创公司。留在美国的人中，约50%每年至少回原籍国（地）出差一次。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在高技能移民的侨民网络中受益最大。在市场经济中，信息技术行业最适合这样的跨国发展，这也得益于此类行业对资本的要求较低。

　　尽管在移民问题上蕴藏的机遇是巨大的，但如果本国人只是片面地关注到自己正在失去工作机会，那么潜在的思维陷阱也同样巨大。我们非常有必要就关于移民的数量、时机和成分的最佳政策进行冷静的探讨，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原籍国（地）和目的地国的机会，并保障数百万人不会因全球化而失业，社区不会因此衰落。研究表明，基于配额的制度似乎并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而基于劳动力需求和资格的制度有更大的成功机会。加拿大或许是最佳例证，它成功地吸引高技术移民，为国外大学生提供在毕业时获得工作签证的途径。雇主协会加拿大会议委员会曾于2018年估计，如果减少移民，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仅为此前的2/3：“如果停止移民，加拿大将面临劳动力萎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的资金链运行也将遭遇更大的危机。”2030年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将是那些能够利用移民的积极贡献，同时照顾在经济的不断转型中受到伤害的民众的经济体。

　　以婴儿为引线年的趋势。不久的将来的年轻消费者已经诞生，一些移民措施将消除世界上某些地区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那些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来说，适应新现实的成本越来越高，他们的恐惧甚至愤怒也随之加剧。这些矛盾的力量相互碰撞的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目前的焦虑转向未来的机遇。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解决之道在于平衡不同世代群体的需求和愿望。年轻人和老年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未来的挑战，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事。在同一个问题上，一方会看到价值，另一方往往只看到损失。接下来的第2章将讲述如何抓住人口大规模变化所带来的机遇。